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悦读 | 徐复观：曹操何以必败袁绍？

Original 2016-01-21 徐复观 九州出版社读书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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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绍与曹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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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电视剧《三国》剧照）

我之所以敢写袁绍与曹操，并不是我对这两位古人特别有兴趣或研究，而是当时的谋士之一的郭嘉，对这两人早有论定，可供我的抄袭。《三国演义》第十八回有这样的一段：

郭嘉……袖出一书白操曰，袁绍使人致书丞相，言欲出兵攻公孙瓒，特来借粮借兵。操……遂拆书观之，见其词意骄慢，乃问嘉曰，袁绍如此无状，我欲攻之，恨力不足，如何？嘉曰……今绍有十败，公有十胜，绍兵虽盛，不足惧也。绍繁礼多仪，公体任自然，此道胜也。……

郭嘉十败十胜的比较，我为节省《新闻天地》的稿费，只抄他所举的第一条。而我觉值得研究的也就是这第一条。

“繁礼多仪”、“体任自然”，这只是就日常生活的仪态上讲。

袁绍的家庭是四世三公，繁礼多仪，可说是贵族气质而来的矜持。曹操出身微贱，体任自然，大概是由流氓气质而来的简易。这种生活仪态上的差异，究与一个人的事业的成败何关？郭嘉说这话不久之后，曹操果大败袁绍于官渡。这一条比较，究竟和其他的九条比较，能否占一均衡的位置？这是不应轻易武断的。

但从袁绍、曹操推算上去，项羽的气质是贵族，刘邦的气质是流氓。公孙述的生活是矜持，刘秀的生活是简易。其成败之数，都与郭嘉所料的相差不远。由此可知郭嘉的看法，并非仅仅是历史上的巧合，而有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推寻的地方。

生活的仪态，因生理及环境的关系，会有各种类型，不易有同一的标准，也不必要同一的标准。所以就生活仪态的本身来讲，略无是非得失可言。

不过若是一个人太注重了自己的仪态，每天必须在仪态上花一番功夫，这便可能把较仪态更为主要的东西忘掉；或者减轻了对于这一方面的精力支出，因此也可能萎缩了正常心灵的活动及事功上的效能。

在仪态上减少一分注意与工夫，便可能在人生更重要的方面去增加一分注意与工夫，这应该是郭嘉立论的根据之一。

但上面仅是就各个人的自身来说。若就人与人的关系上说，则仪态对于功业的成败，会有更深刻的影响。

没有人能单枪匹马地成就一个事业，尤其是在群雄逐鹿，挺身出来打天下的时候。中国常常用“肝胆相照”、“推心置腹”这些话来形容人与人的密切关系。这些话是形容人与人间彻底的了解、彻底的信任，不复有一条间隔的鸿沟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每个人能尽情倾吐其胸臆，发展其智能，收到群策群力的效果。

像袁绍那种繁礼多仪的人，总是想从自己仪容的威光上去摄服人、吸引人，其更深的内心，则是不想从旁人身上得到一点补益，而只是希望人家的葡萄酒，都变成自己的血；自己的言貌举止，都可赋予他人以灵感。

这在政治上，的确也可发生一点作用，但这只是瞬时的、群众的、奴才的。真正的英雄豪杰，见了这一套，便知道藏在里面的分量到底有多少，会和马援的离开井底之蛙的公孙述一样，望望然去之。

纵然一下子不去，彼此之间也永远保持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，永远保持一个不可互相测度的深潭；大家只能谈谈不相干、不关痛痒的话，遇着真有切肤之痛，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关键时，谁也不能尽情一吐，作认真的、深入的讨论，而只好听个人的宸衷独断。

于是在袁绍这种人的底下，一切都显得是庸才，是奴才。而袁绍在这种气氛中，也自然会发生自己是圣明天纵的错觉，一意孤行。其所用的人，便永远只能用到人们的奴才的一面，而决用不到非奴才的一面。

完全是奴才的人，只有少数的宦竖。一般人，因为依然保持有生理上的阳性，总潜藏着有非奴性的一面。想通过威光以加强自己在政治中的作用的人，实际是凭着许多外在条件，即是权势金钱等等的外在条件以作其真实内容。

当这些外在条件具备时，看到人们的奴才的一面，真正都是奴颜婢膝，自己会志得意满，觉得所用的，都是昂头摆尾的英俊忠贞之士。万一外在的条件，因受敌人的打击而一朝动摇，于是每一人的非奴性的一面，从平日威光灵荡之下解放了出来，动辄反牙相向；甚至比平日不被视为忠贞之士，相向得还要厉害。袁本初到了此时，只有恨天下都是忘恩负义之徒，饮恨抑恚而死了。

曹操的体任自然，是不想从自己的仪容威光上唬吓人，缩短人我间的鸿沟，使每个人在轻松平易的气氛中相接触，以解除由分位而来的所无形加在他人精神上的压力，使人能自尽其意见，自尽其才能；并且可使每个人的浅深高下，自然流露出来，各得其用。

而他自己的才能，即通过旁人的才能表现了出来。拿一件事情看，他似乎不如某一人；但总括地看，他自然高出于一般人之上。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骂他是奸贼，但他所得的人才，方面最广，数量最多，不仅非袁绍所及，实也非刘备及孙氏弟兄所及。这岂是偶然之事？

天下最可怜的人，莫过于装腔作势的人；最可怜的社会，莫过于装腔作势的社会。

我的一位好朋友张研田先生，去岁从美回国，告诉了我很多智慧极高的感想。其中之一是，在美国，人与人之间，尽管贫富不同，职业各异，但大家总是保持一副面孔，都是以一副面孔相接触。

在我国，则坐汽车的是一副面孔，坐自用三轮车的是一副面孔，坐雇用三轮车的又是一副面孔，两只脚在地上走的又是一副面孔；甚至由走路而临时雇一汽车时，面孔也随之一变。人与人的接触，各随其地位高下之等差以为面孔的等差。

张先生感慨地说，我国要实践民主生活，应先从改变面孔的等差级数去做起。富哉言乎！此皆公孙述、袁本初之遗毒，而使我不能不佩服郭嘉的慧眼了。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五日《新闻天地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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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摘自《论智识分子》

徐复观著

九州出版社出版

内容简介：

本书是徐复观先生散见于各处的关于智识分子论文的结集，内容涉及智识分子的历史性格、立言处世、社会责任、学人之间的交往，以及不同历史时期，对历史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等诸多方面。此书对于把握中国智识分子的性格及历史、命运问题，对于从传统深处发掘儒家精神的内在生命力，把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传承并光大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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